#历史开讲#

于公元前81年颁布的《科尔涅利乌斯法》之前出现的主要司法改革法令在性质上一脉相承，它们都涉及陪审法庭体制的调整，且都绕不开“勒索钱财罪”法庭。围绕该法庭及其他公共法庭，罗马社会阶层和派系间的斗争最终将共和国推向了大规模内战的深渊。

《科尔涅利乌斯法》由此产生，这是苏拉作为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内战的获胜者，意图通过立法的方式彻底解决罗马社会积弊的尝试，然而结果却差强人意。

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或称“幸运者”苏拉，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武力最终夺取政权的人。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显赫贵族家族，但在苏拉之前，其家族成员已有几代未获得执政官职。苏拉曾两次出任执政官，他既是精明的政客，也是才华横溢的将领。在朱古达战争中，他俘获了这位努米底亚国王，由此声名鹊起。马略是当时苏拉的上级，

也是自此之后苏拉与马略之间产生了嫌隙。而后他继续在罗马战事中发挥出色，指挥罗马军队成功在辛布里战争中击败日耳曼部落，在同盟者战争中战胜意大利反叛城邦。在此过程中，名望不断累积的苏拉成为了贵族派的领袖，他力图维持元老阶层至高无上的地位，反对以马略为首的平民派倡导的平民化改革。

作为罗马贵族派和平民派斗争中的关键人物，苏拉与马略、秦纳间的政治博弈成为了当时共和国历史的主题。任公元前87年执政官的秦纳出身于普通的贵族家庭，一直到前84年，他连任了四届执政官。在他还是执政官候选人时，苏拉曾让其发誓放弃一切破坏贵族派政策的企图，然而成为执政官的秦纳很快背弃了该誓言，并与马略联手反对苏拉。

在公元前86年马略死后，秦纳成为了罗马的实际领导者，其在罗马的影响加剧了派系间的矛盾。至此，长期以来的贵族派与平民派的斗争发展到了顶峰。秦纳在这一时期的统治被视作“专权”，他将实际的暴政置于看似合乎传统的罗马共和国宪政体制之下。

在马略死后的三年间，罗马政局较为平稳，但此时的平稳实则笼罩在进一步内战的阴影中。元老院在名义上把持公共事务，然而每年的执政官选举不是流于形式就是根本不举行，秦纳直接自行任命其为公元前85年与前84年的执政官，并由其个人提名另一位执政官的人选。

秦纳在这一时期大概受到骑士阶层的支持，相较于苏拉，骑士阶层显然更加支持马略及其同党，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本身与马略熟识，更是因为相比元老院和贵族派，平民派带有反元老阶层性质的政策能够更好地保护其自身的利益。

然而，建立在“专权”基础之上的平民派政府统治根基并不牢靠，并不是所有元老都愿意与之合作，而且在意大利地方仍有相当多的贵族是苏拉的支持者，他们在苏拉离开罗马后遭到平民派放逐。公元前84年，当苏拉与本都国王缔结和约，得以从米特里达梯战争中脱身后，他已获得罗马共和国东部的控制权。

次年，苏拉未遇抵抗便于布伦迪西乌姆登陆意大利本土，他的支持者们随即聚集到其麾下。此时的元老院开始倒向苏拉并试图与其协商，平民派政府无法组织有力的抵抗阻止苏拉返回罗马城，平民派及其意大利同盟者于公元前82年在内战中落败。除西班牙仍由马略的残党控制外，苏拉已成为罗马名副其实的统治者。

在苏拉返回罗马城之后，他恢复了独裁官的职权，这是自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再次有罗马人染指该职权。苏拉任命自己为独裁官，且任期不仅限于以往的6个月，而是听由其个人的意愿，换句话说，苏拉的任期在原则上是终身的。

苏拉利用独裁官高于罗马所有职官的权威，大规模迫害战败的平民派党羽，据前述内容，由于一贯支持马略及其党羽，骑士阶层中的主要成员成为了苏拉迫害的首要对象。此外，他们的巨额财富也是其遭到迫害的诱因。

这些富有骑士的财产或被充公，或被拍卖，拍卖其财产所获的收益远远高于奖励刽子手的成本，极大地填补了国库。除了打击敌对势力，苏拉也认识到必须通过立法使共和国政府再次恢复秩序并正常运转。

公元前81年，苏拉通过其颁布的《科尔涅利乌斯法》着手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毫无疑问，作为贵族派的领袖，苏拉立法的目的在于巩固元老院的权威。苏拉凭借其独裁官的权力施行的改革措施甚至比盖约格拉古的立法更为全面。

作为推崇传统元老院权威的保守者，苏拉尤其反感保民官体制。他限制保民官的权力，在撤销保民官对元老院议案的否决权的同时，赋予元老院对保民官议案的否决权，且任何草案在提交平民大会讨论之前都需经由元老院批准。

他还禁止所有担任过保民官的人继续出任裁判官或其他高级官职，如此一来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将不再寻求保民官职务以崭露头角，因为那反而会直接断绝他们的政治生涯，这也间接打击了罗马共和国后期的野心家们，他们亦无法再借助保民官们的支持获得不被元老院允许的军事指挥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以元老院为首的罗马共和国体制的正常运转。

除了限制保民官的权力，苏拉亦对罗马职官制度进行了调整。他将裁判官的人数由6人增至8人，以扩充陪审法庭的大法官数量。同时规定所有新任的财务官将自动获得元老院席位，这便使得审核元老资格失去了必要，因为总有更多的卸任职官充实元老院，进而大大削弱了负责这一事务的监察官的权力，进一步抑制了可能牵制元老院权威的势力。

财务官主要负责监督国家与军队的财政事务，部分财务官会被指派在罗马城工作，而其他的则会被指派为将领或行省总督的副手。为适应罗马行省数量的增加，苏拉也将财务官的总人数增至20名，以便于其扩大元老院规模，元老数量由原来的300名增至600名。

新晋的元老均来自骑士阶层，显然这些得以加入元老院的骑士并非投机的金融业者，而应是那些领导意大利自治城的乡绅，他们处事稳妥且具备政治素养，符合苏拉新政的需要。苏拉扩充元老院的目的之一毫无疑问是提供更多有资格的陪审员，因为他要求所有法庭的陪审员均从元老阶层中选任，完全剥夺骑士阶层的司法权力。

自公元前149年“勒索钱财罪”法庭建立以来，罗马先后出现了数个程序相同的陪审法庭，而在苏拉治下，陪审法庭的数量增至7个，其权限也有所扩大，基本覆盖了所有罪行，这就再次强化了元老阶层的权力。

可以看出德鲁苏斯的阶层调和政策在此时得到了贵族派的支持，苏拉将优秀的骑士召入元老院是继德鲁苏斯改革失败之后对该政策的又一次尝试，得益于派系斗争的胜利与独裁官的绝对权威，苏拉的政策得以落实。

直到公元前79年苏拉突然辞去独裁官职务，他的任期已达到史无前例的3年。这一主动放权的行为曾令时人不解，但从后世的角度来看，苏拉本身坚持贵族派的保守立场，他是不可能主动破坏共和国传统的，长时间担任独裁官大概也仅是为了令其恢复共和国体制。

有学者认为，苏拉的崛起得益于贵族派的支持，他人的政治思想并不出众。事实大概确实如此，他的改革目标仅着眼于个人实际，并未对关键的职官制度进行根本上的改革，对共和国的发展更是缺乏长远打算，不能有效扼制之后的武装篡权行为。实际上，苏拉个人的军事政变行径永久地破坏了罗马权力结构的稳定，使得新的内战不可避免。

后来的政治寡头，如秦纳的女婿尤里乌斯·恺撒也效仿其先例，以武力的方式获得独裁官的至高权力。然而之后恺撒的实例也证明，在罗马共和国后期，以独裁为基础建立的政府缺乏统治基础，因为传统上独裁官的职权只有在罗马城遇到严重危机时才会被使用。与之前的平民派政府一样，苏拉的独裁政府也缺乏政策的连续性。

苏拉的迫害使骑士阶层遭受重大损失，被纳入元老院的骑士也逐渐与元老阶层融合，失去了结成独立党派的可能。由此元老阶层得以再次掌握日常的各项权力，并垄断高阶职官。然而，此时的统治阶层并没有吸取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罗马持续内耗的教训，而意在巩固其特权。

在此情况下，苏拉的政策在其死后不久便遭到破坏，首当其冲的是对保民官权力的恢复。公元前75年的执政官奥雷里乌斯·科塔颁布法令，撤销了保民官无法继续出任高级官职的规定，此人曾与小德鲁苏斯交好，倾向于调和政策。

同时，元老陪审团在法庭中时常犯有恶劣的腐败罪行，诸多法庭丑闻使得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的元老院声誉无法提高，这使得完全恢复保民官权力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在此元老院权威受到挑战之际，公元前71年，庞培借平定西班牙之机，在未散其军队的情况下，强迫元老院准许其出任执政官的请求。此时庞培尚未获得元老院席位，这显然是对苏拉政策的又一次公然破坏。

翌年，庞培顺利当选。公元前70年夏，一名为盖乌斯·维勒斯的前西西里行省总督因其过度的勒索行为，在罗马几乎受到西西里行省居民的一致告发。后者将针对维勒斯的审判委托于初出茅庐而颇有抱负的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这场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件无疑使元老陪审团再次颜面扫地。他们纵容同僚作恶的行径暴露无疑。同时，西塞罗还效仿希腊模式，将演说术与文本结合，将其《反维勒斯》演说辞以书册形式公之于众，以此使此案的影响达到顶峰。

由此，加之近来反元老院的声音，庞培为了寻求政治盟友，于同年委托当时的裁判官卢基乌斯·奥雷里乌斯·科塔颁布一项新法。此人是前述科塔的弟弟，《奥雷里乌斯法》部分修改了苏拉关于陪审法庭的政策，规定将已由元老阶层控制的陪审法庭转由元老阶层、骑士阶层以及第三富有阶层共同负责。

由于该法令意在分割元老阶层司法权的同时，更加平等地在不同阶层间分配陪审法庭的席位，罗马社会普遍支持该法令的通过。然而，这对维护罗马法庭的司法公正依旧收效甚微。在涉及政治利害的案件中，改革后的陪审法庭同之前一样不值得信任，无法指望其给出公正的裁决。唯一肯定的结果是，庞培通过此法赢得了骑士阶层的政治拥护，以保证其并不合法的政治地位。